經過三十餘年的高速增長，中國經濟正麵臨重大拐點。傳統經濟增長引擎逐漸步入正常化的時代，難以繼續支撐8%以上的高增長。今年二季度GDP增速再次破八，看似偶然實則必然。即使由於政策放鬆或刺激，短期內中國經濟增長仍有周期性反彈的可能，中期而言，中國經濟或許正處在結構性放慢的起點。
未來中國經濟麵臨的一個主要問題，是相對於巨大的總供給，總需求顯得力不從心。如果過去三十年中，供給(和外需)推動了增長，未來則是國內需求推動增長。當需求給定，經濟發展的路徑無非隻有兩個，較慢且平穩的增長，或較快而不平穩的增長。
增長引擎更替
出口、房地產與基礎設施投資是過去十年中國經濟增長的三大傳統引擎。這三大引擎疲態已現，且難以找到可與之相匹配的替代引擎。根據我們的估計，三大行業一起貢獻了中國城鎮就業和固定資產投資的各60%。除非重新啟動房地產市場與基礎設施投資，否則經濟增長放慢在所難免，對這一點必須有清醒的認識。
受製於外需放慢和出口競爭力下降，出口增長很可能進入個位數增長的常態。 歐美經濟複蘇動力不足，不少發達國家將麵臨失去十年的嚴峻挑戰（按日本失去十年的標準，十年真實GDP增長5%~8%，不及中國一年的增速）。去年以來，中國在歐美出口市場的份額首次出現下滑，顯示人民幣升值與人工成本上升已經侵蝕了中國出口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房地產投資空間依然巨大，但增速下降。收入增長和城市化是推動房地產市場發展的兩大積極因素，但未來收入增長和城市化難以支持今天的投資和價格泡沫，房地產投資不可能重複過去十年的高增長。國際經驗表明，過分依賴房地產對經濟的主導作用，經濟與金融體係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大起大落。
資金是基礎設施投資的最大約束。高負債支持的基礎設施投資難以為繼，隨著土地出讓收入和稅收增長的放慢，一些地方政府的財務狀況將不可避免地惡化。更為嚴重的是，基礎設施投資的嚴重超前及其後續放慢，將導致相關行業的產能過剩，短期內經濟重構或去產能化成本高昂。
啟動新的增長引擎是中國經濟增長方式能夠實現轉變的前提條件。製造業整合與升級、城市化、消費和服務業都有可能成為新的增長動力。然而，隻有當投資的潮水退去的時候，這些行業的後勁才有可能釋放出來，即使如此，新的增長引擎亦難以複製以往的高增長。
謹防“投資斷崖”
一個經濟從高速增長向較低速增長轉型往往是不平滑的，中等收入陷阱、房地產泡沫、企業倒閉和失業率飆升等都詮釋著轉型的艱難。然而，在經濟放慢的時候過度刺激經濟，或人為推遲轉型，未來調整的代價更大，“4萬億刺激計劃”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國際經驗表明，轉型大多是不平滑的，斷崖式投資增長放慢，或簡言之，投資斷崖(investment cliff）是一大轉型風險。
經濟轉型或再平衡的一個主要表現形式是投資占GDP的比重觸動下行，這通常意味著以投資為主動力的增長時期的終結。國際經驗表麵，經濟再平衡基本上都是由外部衝擊推動的，也就是說，很少轉型是主動或計劃調整的結果，全球基本如此。
有改革的放慢優於無改革的增長
實現平滑、有序的放慢和轉型將是中國經濟真正的奇跡。在現有經濟結構之下，經濟放慢是不可承受之重。經濟放慢將引發去產能化和企業倒閉，投資增長斷崖進一步加劇經濟放慢。同樣地，經濟放慢的後果很可能是企業虧損、失業率上升、銀行不良貸款反彈，微觀主體將麵臨一次痛苦的調整。
在經濟結構性拐點來臨的時候，容忍較低增長並不是等待它的到來，而是通過改革，化解低增長的負麵影響，從而避免政策倒退，使較低增長或中速增長成為常態。從這種意義上說，有改革的放慢優於沒有改革的快速增長。
應對結構性拐點的到來，推動平滑轉型意味著體製和政策框架的再造，關鍵是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主動降低經濟增長目標，未來十年經濟增長目標宜為6%～8%。主動降低增長目標可以減輕市場和投資者對經濟硬著陸的擔憂，並明確提出支持中速增長目標的政策措施。降低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全球大宗商品價格將大幅向下調整，為中國製造業的升級創造良好的環境條件。
第二，加快資金成本正常化進程。通過利率自由化、資本賬戶的逐步開放、匯率逐步自由可兌換和金融改革深化，有步驟地推動結構調整，提高政策的能見度，改變市場和投資者預期。
第三，推動服務業和上遊製造業的開放，逐步消除準入管製。服務業包括金融、醫療、教育等諸多方麵，是中國未來邊際需求所在，加快服務業的發展，可以增加投資、創造就業並鼓勵消費。上遊製造業的開放，也可以推動行業縱向整合，提高效率，以較低的投資增長速度支持經濟中速增長。（作者為花旗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