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公司近日表示，明年將把部分Mac電腦生產線遷回美國，這是十多年來蘋果首次將其產品設計和生產部門同時遷回本土。鑒於美國“製造業回歸”的趨勢，這一舉動的象征意義更大。
美國製造業回流及“本土化製造”的背後，是美國的“再工業化戰略”。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美國欲借“再工業化”戰略重奪國際製造業競爭主導權，重塑美國製造業競爭優勢的戰略意圖十分強烈。2010年8月，奧巴馬總統簽署的，既致力於解決現實問題又著眼未來美國戰略思路的《製造業促進法案》，被視為美國啟動“再工業化”的序幕。
美國“再工業化”已具備一定的條件。多年以來，要素紅利是中國高速增長的第一驅動力。但隨著中國要素價值的重估，這一切都已在變。由於“人口紅利”高峰期將過，中國勞動力供求關係進一步逆轉將帶來工資的進一步上漲。有估計認為，以美元計的中國工資預計將每年增長15%至20%，超過生產率增速。在考慮美國的生產率後，中國沿海地區與美國部分低成本的州之間曾經巨大的勞動力成本差距，到2015年將縮減至目前水平的40%以下。當考慮縮緊航運成本及諸如隱藏成本及全球供應鏈的複雜性後，中國的成本優勢變得更微小。兩國間快速收窄的工資差距，是驅動美國製造從中國回流美國本土的第一大驅動因素。
當然，勞動力成本絕對不是構成製造業成本方程的唯一因素。2010 年以來，中國電力成本飆升了15%。進口動力煤的價格上漲和對高耗能企業優惠稅率的終止，也推高了這些占中國電力消耗74%的行業的發展成本。此外，中國工業用地已不再便宜。事實上，中國商業用地價格已遠超美國。在沿海城市寧波，工業用地成本為每平方英尺11.15 美元，南京為14.49 美元，上海為17.29 美元，深圳為21 美元。全國平均為每平方英尺10.22 美元。相比之下，在阿拉巴馬州的工業用地，每平方英尺成本在1.86 美元-7.43 美元之間；在田納西州和北卡羅來納州，從1.30 美元至4.65 美元不等。此外，另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成本降低因素是美國的頁岩氣革命，如果考慮到由此帶來的能源價格下降會大幅削減美國製造業成本，那可能意味著未來美國製造業正出現長期結構性改進，重新進入上升期。
假如成本差距還隻是中長期影響外，那麽決定中美製造業競爭力的關鍵——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位置則是更直接的因素。本世紀以來，以跨國公司為主導的要素和產業價值鏈縱向分工方式的形成和高度細分化，產業間、產業內和產品內分工並存，由此推動了新一輪產業在國家間的轉移，產業鏈縱向的高度分工化，即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占據研發、品牌銷售渠道等高端環節，而加工、組裝、製造等相對勞動密集度高的產業環節則轉到像中國這樣的低成本發展中國家。
今天，中國是名副其實的全球第一製造業大國，但製造業研發投入不足世界製造業研發投入的3%。整體上看，中國工業生產技術水平和創新能力還較低，技術與知識密集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還較弱，工業勞動率與國際先進水平差距還較大，工業企業平均規模還較小，可持續發展能力還不強，許多傳統產業還存在著“貧困化”增長現象：2008年至2010年，中國年均GDP增速9.9%，經濟增長總量中三分之二以上為資本積累的貢獻。如此大規模的投資帶來的卻是資本效率的下降。上世紀90年代，中國資本產出率為3.79，到了2000年至2007年已增至4.25，再到2008年至2009年則上升到4.89，資本的擴大對生產率增長產生了“擠出”效應。
中國製造業勞動生產率、增加值率較低，隻相當於美國的4.38%、日本的4.37%和德國的5.56%。中國製造業在質量上與發達國家仍存在差距。從中間投入貢獻係數來看，發達國家一個單位價值的中間投入大致可以得到一個單位或更多的新創造價值，而中國隻能得到0.56個單位的新創造價值，價值創造能力相差巨大。而金融危機以來，美國企業通過縮短工時壓縮用工投入，削減勞工成本，勞動生產率得以持續提高。今年三季度，美國非農業部門勞動力產出按年率計算環比增加4.2%，勞動生產率按年率計算環比上升2.9%，大大超出預期。
在未來低成本優勢難以為繼的大背景下，中國製造業必須贏得成本領先之外的競爭力，必須向生產率要效益，向價值鏈的上遊攀升。讓成本上升的壓力成為一種有效的倒逼機製，下大力氣向那些技術水平較高、規模報酬遞增特征明顯、產業盈利能力較強的產業結構轉換。當然，“淘汰”和“死亡”將會使這個轉型和升級的過程變得更加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