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論
一、選題背景與意義
文化是傳統思想與時代精神的結合體,在我國悠久的曆史文化中，儒家思想的地位可以說是“首屈一指”，其對中國文化產生的深遠影響也是其他思想所無法比擬的。儒家思想所提倡的仁、義、禮、智、信等基本道德的實踐和修養在當今社會環境下依然有其獨特的價值。
企業文化對於企業的重要性，幾乎是不言而喻的。美國曆史學家戴維•蘭德斯在《國家的窮與富》一書中斷言：“如果經濟發展給了我們什麽啟示，那就是文化乃是舉足輕重的因素。” 處於不同企業文化環境下的員工在思維方式上會有不同的模式。長期受這種模式的影響，企業員工就會形成一定的思維定勢或心智模式並以這種定勢或模式來指導、規範自己的行為。因此，通過建設優秀的企業文化，可以正確引導員工的思想，使員工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確立崇高理想，堅定政治信念，形成良好的企業風氣，提高職工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水平，為企業發展營造良好環境，使每名員工都能自覺地努力工作。
從企業文化建設的角度來講，儒家思想具有積極意義:儒家“性本善”的思想，為以人為本的企業文化建設奠定思想基礎；儒家強調的人文關懷，是企業向心力和凝聚力的源泉所在；儒家誠實守信的要求，可約束企業不規範的經濟行為；儒家倡導的自強不息、吃苦耐勞精神，是企業在競爭中的有效武器；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為企業的生態化取向提供了理論基礎；儒家積極的入世精神，可激發員工的參與意識，充分發揮員工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同時，也不可否認，儒家思想體現在企業文化上，也有其消極的一麵：儒家追求中庸的思想，對小富即安的想法是一種縱容；儒家的重義輕利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淡化和模糊了企業的目標取向；儒家倚重的人倫關係，忽視了嚴格的製度規範；儒家思想內涵的趨平心態，與現代企業的分配機製不匹配；儒家重文史輕理工的偏見，容易製約企業的科技發展；儒家慣用的模糊性思維和由此延伸的經驗性決策，與現代企業所要求的科學決策相悖。
儒家思想發祥於齊魯大地，在這片土壤上最為根深蒂固。 山東企業家繼承了儒家思想的精髓，在國內自成一派，被稱為魯商。這個群體的低調和務實，很好的融入了他們所帶領的企業，成就了山東經濟的快速發展。但是，麵向未來，我們不得不思考這樣一個命題，在競爭環境日益劇烈的市場環境下，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山東企業是否能夠很好的適應？
研究儒家思想對山東企業文化的影響，既是對優秀傳統的提煉和總結，也是對文化之於經濟促進作用的積極探討。從實踐角度來講，對山東省企業的企業文化創建活動具有一定的指導作用，不僅有助於山東企業家在建設組織文化中傳承儒家思想的精髓，更有助於企業家在借鑒儒家思想中的因材施教。同時也可供全國乃至全世界的企業進行參考和借鑒。
二、國內外研究現狀與文獻綜述
(一)國內外研究現狀
國內對於現代新儒學的研究應該追溯到上個世紀。五四運動後期，近代西方科學、民主的理念漸入人心，這種西方新思想和中國傳統的以“三綱”、“五常”為中心的社會道德倫理規範背道而馳，一場以 “打倒孔家店”為首的新文化運動全麵展開，人們談孔色變，儒家文化受到了全盤的否定。
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一場遍及中華大地的“文化熱”開始興起，人們開始重新審視儒家文化，雖然反對的聲音還是占主導地位，但是也有一些學者提出要對儒學、孔子進行積極的反思，產生了很大的社會反響。1978年10月，山東大學組織召開“文科理論討論會”。會上大多數學者認為，應該辯證地看待儒家文化的思想內涵對社會的影響，這次會議是文革後首次重新評價孔子和儒學的聚會。在這次文化討論中，一些海外的新儒家弟子隨著大陸的開放陸續前來講學，開展學術交流活動，積極宣傳新儒家的主張，將現代新儒學發揚光大，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要數杜維明先生。他多次到大陸講學訪問，積極宣傳儒學在現代社會的價值，在大陸學術界產生了很大影響。大陸學界開始正視新儒學的存在及其價值。
1984年9月，中國孔子基金會成立。該組織圍繞孔子、儒學及當代社會問題，先後在海內外舉辦一係列學術研討與文化交流活動，積極推動了孔子、儒學及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播和研究工作。
隨著時間的推移，80年代的“文化熱”逐步演變為90年代的“儒學熱”，與前幾年的文化熱不同的是，學術界對儒學的討論發生了本質的變化，肯定儒學價值的聲音成為主流。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社會經濟迅速發展。這一時期人們不再限於在理論上研究儒家文化的社會價值，而是將重點轉向儒學與現實的結合，從根本上回答儒學如何在現代社會中發揮作用。
目前，中國正在經曆現代化的進程。這不僅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選擇，也是任何一個國家的曆史演進所必須經曆的發展階段。儒家文化圈內的日本、韓國、新加坡以及如今中國的經濟發展，已經事實性地證明西方的現代化並非獨一無二的途徑，現代化允許有多種模式的出現。在經濟奇跡的背後，以儒學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文化起到了強大的支撐作用。她已經在幾千年的曆史演進中融入民族生生不息的血脈，任何人都無法抹煞，也無法拋棄。在這種情況下，儒學作為傳統文化的主幹有責任、有必要在現代化進程中，通過與現代社會的融合獲得重生。
近30年，儒學由於曆史的機緣已經逐漸成為中國思想學術界的顯學。西方文明的危機與東方智慧的再發現，是儒學在“文明對話”中充當建設性角色及多元化文化背景下儒學創新的契機。同時，經過改革開放的洗禮，人們已經開始找回文化的自信，中國開始邁向文化自覺與注重軟實力建設的時代。儒學，作為中華文化的主流，作為中國的本土文化，有著義不容辭的責任去實現現代的轉化，積極地參與到中國文化的創造中去。儒學未來的發展必然要根植於本土，立足於現代，與時俱進，從其內部生發出新的內涵，創建符合時代精神的思想體係，以謀求在未來社會的發展，使儒學煥發新的生機。隻有這樣，儒學才能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發揮其積極的作用。也隻有這樣，才能使將來的儒學恢複其主導型的文化地位，為人類點亮智慧的光芒。
在世界範圍內，儒學現代化思想也獲得了極大的關注，如19 世紀末至20 世紀初，以李沂、樸殷植等為代表的朝鮮愛國知識份子掀起了文化啟蒙運動。其中以樸殷植的“儒教求新論”是朝鮮思想家對儒學進行近代化改造最具代表性的理論。20 世紀末，日本伊田喜家的《日中兩國的現代化和儒學》一文就對中國的儒學做了精辟的分析，他認為應該把中國的儒學和現時代緊密結合。取其精華，棄去糟粕，還有溝口雄三等學者在後來的研究中也進一步提出，現代對儒學的研究，應該探討在資本主義發展進程中，如何以儒學為指導，重新確立一種道義。在亞洲之外，阿拉伯人早在20 世紀30 年代就開始詳細記載中國儒家創始人孔子的思想。開羅大學文學院哲學係主任侯斯尼•蛤乃斐博士培養出第一位專攻中國哲學史的女碩士，她的畢業論文的選題就是中國儒家孔子的思想。可見儒學思想當時在阿拉伯國家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列文森作為美國20 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研究”領域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以一部《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奠定了其令人矚目的學術地位。他以一種廣闊的視野，對於儒家思想的傳統與現代、曆史與價值、保守與激進、東方與西方、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等重大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提出許多深刻的見解，尤其著力於揭示儒家文化的內在特質及其所決定的儒教在現代社會發展的功用。英國學者李約瑟博士對儒學思想也頗有研究，他認為儒家思想及其在現時代的運用，對中國的發展乃至世界的發展都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尤其在今天這個紛繁複雜的世界中，對人們的思想淨化起到很大的作用，推動著現代社會的發展。
當然，對於儒家思想的實質意義，也有學者提出不同的看法。例如，俄羅斯的葉甫根•尼巴紮諾夫研究認為，由於尊崇儒家傳統的國家近幾十年發展迅速，於是有人認為儒家文明最終會戰勝其他所有文明，成為人類發展的“指路明星”。其對此提出自己的質疑，“首先儒家思想曾致使舊中國陷入最嚴厲的專製獨裁、經濟落後、社會腐朽。其次，不能過分吹捧儒家對文化多元性的容忍度。第三，儒家思想實踐和理論相差甚遠。”
（二）文獻綜述
很多學者從理論模型的角度來研究儒家思想與企業管理特別是企業文化的關係，如劉雲柏在《中國儒家管理思想》（1996年）一書中提出了儒家思想的企業文化管理的特征：提倡積極的入世精神、強烈的管理倫理色彩、注重“中和”的管理觀念、儒家管理思想是管理合理主義、儒家管理思想是管理理想主義、“天人合一” 的主旨。 徐俊菊在《儒家思想和企業文化》（2004年）中提出，將儒家文化揚長避短地應用於企業文化管理，應該重點關注十個方麵：個人自尊和自主化管理；“天人合一”與增強凝聚力；以和為貴，中庸之道；窮則變，變則通；注重傳統，循例中俗；講人情，注重人際關係；尊重權威但不畏懼權威；對社會有責任感；本位主義嚴重；缺乏求變創新的精神。 陳珠在《汲民族文化精華創中國企業輝煌——儒家思想與中國特色現代企業文化塑造》（2005年）中分別分析了儒家文化對日本、韓國、台灣、新加坡和香港等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的影響，指出中國作為儒家思想發源地國家，受儒家思想的影響是最為深刻和久遠的，而且也是最為廣泛的，它作用於社會的各個方麵，滲透到中國人的生活習俗和思想感情之中。我們更應充分應用我們的文化優勢，光大儒學，使其轉化為企業生產力，為企業創效益，為國家謀發展。 黃崇利、彭正龍在《基於儒家思想的中國企業文化管理之特征、功能及構建》（2007年）中提出，建立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國企業管理文化體係的具體思路：企業應站在理性的立場，以市場經濟和時代精神為基準，以儒家思想積極部分為核心，結合企業自身情況和特點，重新構建基於儒家思想的企業管理文化體係，即以儒家思想為核心實施企業經營哲學再造、企業價值觀再造、企業精神的再造和企業文化管理製度的重構。 文娟在《知識經濟時代的儒家思想在企業管理中的應用》（2010年）中，從儒家思想中提煉一些儒家核心理念進行闡釋和審視，將儒家思想與現代企業管理有機地結合在一起，重點提煉“天人合一”、“知行合一”、“人本思想”幾個核心理念，論證現代企業可以結合儒家思想進行經營管理，從而展示儒家管理思想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企業管理模式中將會發揮重大作用和得到更為普遍的認同。
一些學者從更加獨特的角度對儒家思想在企業文化中的應用進行了研究。例如，戴湘、李寶山在《轉型期中國家族企業文化管理研究——儒家文化的提升與超越》中研究了儒家思想在家族企業中的應用。通過對一個家族企業的管理文化問題進行案例分析，說明在傳統環境中孕育、產生的家族企業具有其獨特的競爭優勢。但全球化與信息化帶來的嚴峻挑戰也凸顯其文化提升及整合方麵的缺失，反映出企業進行“再創業”的必要性。
可以看到的是，當前研究者更多的是從辯證的角度來看待儒家思想。例如，王廉敏在《論儒家思想視野下我國國有企業與西方企業在管理思想上的差異》中提出，在經曆了2008年的金融危機之後，我國經濟麵臨著巨大的機遇和挑戰。我國經濟如何能夠在這樣一個關鍵時刻取得突破性的進展，就是要提高我國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的競爭力，加強企業的管理能力，提升企業的管理水平，而儒家文化給企業管理者帶來的是思想意義上的反思，組織管理的再認識與再創造。在企業管理中一方麵應以相對成熟的西方管理學說為基礎，為架構，另一方麵應該認識到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在中和西方管理體係所帶來的不可避免的弊端上所具備的積極的作用，以此為出發點必將帶給我國的現代企業管理思想以新的境界與高度。
我個人認為，儒家思想對山東企業文化及企業的發展的積極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我們也要看到它對企業的消極影響，我們應該汲取儒家思想的精華，以推動企業的長足發展，為社會做貢獻；也要摒棄糟粕的東西，與時俱進，創建有時代特色的和諧企業。
三、研究思路與框架
對於具有一定規模而言的企業而言，建立一套符合社會環境和自身實際的企業文化是至關重要的。對於山東企業而言，要特別重視儒家思想中有益於企業持續發展的內容，推陳出新，揚長避短，為我所用，這是一個值得我們關注和研究的課題。
本文以山東企業的企業文化建設為出發點，從理論和實踐的多重角度探討儒家思想對企業文化的影響。本文通過分析儒家思想對山東企業發展的利弊，以及對山東企業文化建設的影響，指出企業在文化建設方麵的短板，在此基礎上提出儒家思想對山東企業文化的重要意義和影響，以及在企業文化建設中企業家的地位以及起到的作用。
本文擬采用規範的理論分析與實證研究相結合、微觀特征與宏觀行為相結合、定性分析與定量研究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在各個層麵上各有側重，從而實現方法上的創新。在理論模型上，將使用企業文化的一般理論等成果。這些定量分析將與理論推論中的定性分析相結合，對山東國有企業及民營企業進行深入研究。本論文將遵循以下技術路線進行：
1、文獻資料和數據的收集、處理、分析，包括：國內外文獻收集，山東企業文化建設的現狀，麵臨的問題等。
2、儒家思想在現代企業的實際應用研究。以山東企業為例，進行儒家思想在企業中的實證研究。據此對理論研究成果進行檢驗並加以修改、補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