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儒家思想對於國家經濟文化的宏觀推動
尊崇儒家思想的國家在最近幾十年都獲得了空前的發展，不僅使儒家文化獲得更加廣泛和深入的傳播，也引起全世界的廣泛關注。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漢內斯•阿爾文認為：“人類要生存下去，就必須回到25個世紀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山東德州恒特重工副總經理王登峰
一、儒家思想對中國經濟文化的推動
中國作為儒家文化之發源地，儒家思想對於中國民眾和企業管理的影響的程序和範圍，是其他國家和地區無法比擬的。
建國初期，國家在工商企業開展了民主改革和民主團結運動，使職工的民主意識大大增強，人際關係充滿了團結友愛，生產得到迅速恢複和發展。1956年推行的“兩參一改三結合”的鞍鋼憲法管理模式是在此基礎上的進一步發展，是儒家文化“仁愛、貴和”的充分體現。幹部和工人實行“同吃、同住、同勞動”，密切了幹群關係，調動了職工群眾的積極性。特別是在許多企業為了增強職工的參政意識，提高職工在企業中的地位，設立了職工代表大會，作為職工的代言機構和監督機構。職工代表大會不僅討論生活福利、工資獎金等問題，而且討論廠長或經理的工作報告，審議企業的重大決策。這一方麵提高了職工參與管理決策的積極性，提高了審議企業重大決策的積極性；另一方麵又促使企業的決策為群眾所理解、掌握，提高了企業全體人員貫徹決策的自覺性。
在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之際，國家進一步提出了科學發展觀，即“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麵、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麵發展”，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求推進各項事業的改革和發展。科學發展觀與儒家思想的精神是非常契合的。接著，我國政府又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和諧社會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無論是科學發展觀，還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其追求平衡和和諧的思路都是和儒家思想一脈相承的。
二、儒家思想對日本經濟文化的推動
當初，企業文化之所以進入人們的視野，是因為日本經濟的高速發展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如今，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夠再度引起人們的關注甚至在世界各地掀起一股股的“儒學熱”，則是因為尊崇儒學的國家的經濟在近些年幾乎都獲得了令人吃驚的高速度增長。著名學者杜維明先生就認為，東亞經濟在戰後的快速增長，實仰賴於兩千五百年的儒家文化在現代化過程中扮演的積極角色。
日本與中國是一衣帶水的近鄰。自唐朝開始，雙方的交往便日益頻繁。當時，日本派遣了大量的“遣唐使”到中國學習各種知識和技能，也接受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的熏陶。隨著這些人學成回到日本，儒家文化便在日本傳播開來並逐步發展成為其主流文化。聖德太子在公元604年製定了《十七條憲法》，內容多出自中國儒、法、道諸子百家及佛教思想，儒家思想尤多。儒家的“三綱”、“五常”可說是《憲法》的核心思想。而到了德川幕府時期(公元1603-1868)，日本更把儒學作為正統思想體係。
二戰結束之後，日本的企業普遍推行儒教和西方經營理念混合的企業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中的 “忠”、“和”理念在日本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和完善。傳統儒家思想中的“忠”是單向，日本企業文化裏的“忠”卻是雙向的，既有員工把傳統的效忠皇帝、效忠國家的價值觀具體轉化成對企業的 “效忠”，也有企業主對員工的付出負責到底的“忠誠”。日本企業廣泛實行“終身雇傭製”，員工的利益則要視企業的效益及工齡而定：企業的效益越好，薪酬越高；在企業中幹得越長，薪酬越高。員工如果跳槽，其工齡工資就要從零開始。跳槽名義上帶來的工資增長扣除工齡工資的損失往往所剩無幾甚至出現負數，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製了員工的流動行為。同時，由於企業極少開除員工，使得每名員工都把企業當成自己的終身歸宿，自動自發的努力工作，任勞任怨，鞠躬盡瘁，以回報企業對自己的知遇之恩。而“不忠”之人在社會上會遭遇他人鄙視。因此，如果某個人為滿足自己利益而跳槽，是會受到人們的責備和歧視的。這種相互盡“忠”，形成了企業與員工之間終身榮辱與共、同舟共濟的關係，亦成為儒家文化能夠和現代企業相融相生的一個有力佐證。
另一個佐證是“和”。據說，絕大多數日本管理者都是緘默、含蓄、安靜、內向和以他人為中心，“和與誠”、“和為貴”、“建立相愛相互信賴的夫妻式勞資關係”，讓所有企業成員保持一致和合作，從觀念上保證了員工在企業中的和諧相處，避免內耗，提高企業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三、儒家思想對韓國經濟文化的推動
朝鮮半島同樣是中國的近鄰，曆史上又曾為中國的藩國，與中國關係甚為密切。儒家思想在中國誕生之初，就開始通過官方和民間渠道傳播到朝鮮半島。朝鮮半島在李朝時代更把儒教定為國教，形成正統的儒學體製。如今，很多人甚至認為朝鮮半島保存並強化了純粹儒教秩序原理，其建立的儒教政治體製與思想教化比在中國本土更為深入，“有過之而無不及”。到了現代由於官方和半官方的導向，對於儒學在朝鮮半島的複興起了很大的作用。原韓國總統樸正熙說過，正像家庭是一個人的集團組織一樣，國家是一個大的共同體，無法期望一個不能保持健康家庭秩序的人能表明對國家的強烈奉獻，一個把國家利益放在個人利益之上的社會比不這樣做的社會發展更快。
二戰結束後，隨著美軍的進駐，韓國文化迎來了與“歐美文化”的尖銳對立。“對決”中，韓國借鑒了孔子“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觀，在大力引進西方市場經濟和先進技術的同時，盡量摒棄西方文化中個人至上、金錢萬能、人情淡薄等弊病，倡導儒教的敬業樂群精神，創造了家庭和諧穩定、道德風氣良好的社會。到了金泳三時代的1998年，麵對亞洲金融風暴帶來的傷痛，韓國政府提出了“文化立國”的救國方針，明確提出“兩個5”：力爭5年之內把韓國在世界文化產業市場上的占有率從1%提高到5%；力爭5年內能培養出10000個內容創作者，其中10％有外銷的能力。 如今，韓國的電影、電視劇、圖書、影像製品、網絡遊戲在亞洲乃至世界各地掀起一股股“韓流”。這些產品廣受歡迎的一個重要原因，其故事情節和彰顯的文化精神全部圍繞儒教的道德核心進行，即忠、孝、誠、信、禮、義、廉、恥，能夠深深打動人們的內心。“韓流”還帶動了韓國其他產業的發展，如電子產品等等。最有代表意義的就是韓國三星，依托韓劇的影響和滲透“走出亞洲，走向世界”，被美國《商業周刊》（Business-Week）評選為全球科技100強。
四、儒家思想對新加坡經濟文化的推動
新加坡建國之後就以複興新儒學為基礎，來重構新加坡人的國家認同。新加坡資政李光耀認為，“如果孝道不受重視，生存體現就會變得薄弱，而文明的生活方式，也會因此變得粗野。”甚至還提出：“我們有必要立法規定，子女必須照顧或供養父母。”
新加坡在對傳統文化的繼承中，抱著實事求是的態度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一方麵，對於傳統文化中注重仁愛、孝順、謙虛、誠實、勤勞、節儉等美德加以繼承發揚；另一方麵，對於傳統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家長製度、權威主義、平均主義、迷信盲從等落後的思想則進行徹底拋棄。對於儒家倫理中“忠、孝、仁、愛、禮、義、廉、恥”的思想推陳出新，賦予新的時代意義：“忠”，要忠於國家，具有國民意識，即把新加坡看作是自己的鄉土而紮根於斯， 增強群體意識， 把國家利益放在首位；“孝”就是要孝順長輩，尊老敬賢，形成孝順父母、尊敬長者和關懷老人的社會風氣；“仁愛” 就是要富有同情心和友愛精神，尊重關心他人，在處理種族、宗教、勞資及新老兩代之間的關係上要堅持“和諧至上”的人際關係準則；“禮義”就是待人接物不僅要以禮相待，而且要誠實守信，養成良好的社會公德心；“廉”就是要秉公守法、清正廉潔，杜絕貪汙受賄和裙帶關係；“恥”就是要有羞恥之心，分清是非榮辱，提高道德修養水平。經過改造充實後的儒家道德, 不僅內容具體,而且更加符合新加坡的國情，易於接受。事實證明，這些思想在加強社會凝聚力、緩和社會矛盾等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