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赖财政扩张确保GDP是饮鸩止渴
钢铁、公路、铁路、机场、水利工程等大型基建项目本身对老百姓的生活没太大的影响，其边际收益会越来越少，而且往往挤出私人投资。它们最多只能在工程期内维持一部分临时就业。但是延误了经济的结构转型
看来今年确保GDP按照预期目标增长仍然需要依赖财政扩张。但这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做法，其结果就是造成一种恶性循环：政府债台高筑，债务负担越来越重;公权越来越大，国进民退日益严重;私人投资挤出，结构调整滞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发改委现在能够审批的、需要大量财政投入的基建项目越来越少，钢铁、公路、铁路、机场、水利工程等大型基建项目本身对老百姓的生活没太大的影响，其边际收益会越来越少，而且往往挤出私人投资。它们最多只能在工程期内维持一部分临时就业。但是延误了经济的结构转型。
经济增速减缓只是总量变化的表象，其背后的结构问题更加严重。外需大幅下滑与结构转型滞后等因素交织在一起，突出暴露了我国东部制造业的危机。海量的东部民营制造企业集中于狭窄的、传统的竞争性行业。其他基础和重点行业以及公用事业部门都被行政垄断企业所垄断。房地产被政府通过数量控制和信贷控制打压。与之相联系，股市不景气也颇有时日。
在传统竞争性行业，产品价格总体呈下降趋势，而成本却是在全方位地上升，尤其是劳动力工资成本的增加、社保成本的增加，环保压力加剧，原料价格上升。很多民企随着外需急剧下降，其经营难以为继。
无论是对于转型还是升级，它们大都缺乏资金、经验和技术。它们中大量企业将选择退出制造业，而中西部地区虽然可以承接一部分转移过来的制造业，但是劳动力成本也在快速上升。中西部劳动力成本与东南沿海虽然有个落差，但存在联动效应。沿海工资上涨也会带动中西部工资上涨。中西部地区企业生产成本也在大幅上升。在这种情形下，大量东部民营制造企业一旦无法转型或升级，就会出现倒闭潮和失业潮。如果再算上很多待进入就业市场的人口，无异于雪上加霜，无疑将加剧社会动荡。
政府需要从现在开始为我国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足够的空间。有一些办法可以改善东部地区制造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延长发挥中西部地区的低成本制造业优势，首当其中就是需要减税。
减税意味着需要控制政府支出规模，尤其是政府投资规模，要尽可能给民营企业创造更多的投资机会。这里减税不要仅仅作为一种政策，而是要作为一种低税制度来推行。中西部地区的很多企业税收负担也许因为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政策较之于东部地区要轻，但是政府对企业的收费可能不会少，税费总负担不一定轻，尤其是在新来投资者减免税优惠期过后。中西部部分县市还存在对外来投资的民企“关门打狗”的做法。低税体制以产权保护和法律安全为支撑。
经济结构已到了非调不可的地步
经济结构已到了非调不可的地步，不调整结构很可能会伤及中国经济的根本。结构调整不能从以后开始，而是需要从现在开始。不是可以通过国家主义的做法就能简单强行推进的，而是需要为市场主体提供足够的自组织发展空间，以市场自组织的方式推进结构调整。
一是要减少金融管制。很多民营企业遇到的困境之一就是，想转型或升级都没有钱。温州金融改革试点才开始，但光有一个地方的试点还远远不够。温州的金融改革措施，几乎都是在现有法律框架下都是可以实施的，各地完全可以效仿。这些减少管制措施虽然很有意义，但还是不够的，需要进一步减少金融管制，比如在金融机构进入方面以核准制来替代现有的审批制。
二是要减少经济管制。比如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和营利性行业，打破基础和关键产业以及地方公用事业部门的行政垄断，打破进入壁垒，不仅要真正全面落实"新三十六条"，而且要改变现有的经济风格，保持在所有领域放开民企的准入，而国有企业只允许作为例外，在列举的活动范围内运作。要控制政府财政投资，扩大民企投资。以此为民营企业发展增进空间和活力。
三是要强化产权保护，结合上述减少管制措施，推动技术进步。这不是短期能够解决的，效果也不可能立竿见影。只要在金融和经济领域减少管制，民企才有可能在中长期的发展中大幅推动技术进步。
四是要推动城市化进程。城市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城市化可以通过集聚扩大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有利于社会分工的细化，分工的细化有利于创造更大的就业和增加值。
五大力发展服务业可以直接缓解我国制造业所承受的就业和增长压力。2008年美国和德国现在的服务业比重分别为77%和69%，我国只有40%。美国和德国制造业比重分别为22%和30%，我国为49%。考虑到美国现在还在设法“再制造业化”，大致可以把德国的三产和二产比重看作为我国将会发展的方向。这样长远看来，我国服务业还会有近30个百分点的发展。服务业大有发展的空间。
所有这一些改革措施，有利于促进市场主体自组织地实行产业转型和升级，由此推进我国的产业转型。但是，这些措施的实质性推行在很大程度上要求我国大力推进体制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