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在于引导民资
不过，各地如此大的投资计划，资金如何筹集显然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尤其上一轮4万亿投资计划带来的地方高负债风险仍未排除，地方资金仍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新一轮大规模的投资规划可能将为地方带来更加沉重的负债压力。
以贵州省为例，去年该省实现一般预算收入仅为773.2亿元，如何支撑庞大的3万亿投资规划显然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贵州省委党校副校长汤正仁教授对记者表示，贵州省公布的3万亿规划，是一个十年的概念，而且仅仅是一个规划，“政府做这个规划主要是起引导作用，政府的财政引导可以在一些基础设施、宣传推介方面着力，而不是说政府就有这么多钱去投。”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撰文指出，新阶段的稳增长与以往相比有了不少变化，最突出的一点是市场力量在增强。各地的投资计划并不都是政府投资，地方政府也不可能有这样的能力来承担巨额投资。而政府搞好规划，改善引导方式，把民间的资金引到实体经济和有现金流的基础设施建设上无疑是关键的一点。
此前7月，广东省公布第一批面向民间投资招标重大项目共44项，总投资2353亿元，涵盖交通项目、城建项目、社会事业项目、产业园区基础设施项目、休闲旅游项目等。其中交通项目占据了大头，总共11项，总投资额达1280亿元。
“我们是守着金山还喊穷。”广东省政府参事、广东省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陈鸿宇教授说，广东有大量的民间资本找不到投资出路，如何引导民营资本进入投资领域特别是以国企为主的垄断领域，需要政府积极扶持和引导。
基建带动地产
对地方政府而言，短期内对“稳增长”作用大、见效快的，仍然是增加政府基建投资。例如，长沙市的投资规划中，产业项目投资仅占总投资规模的16%，其他项目分别是功能区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和城镇化项目。
广东省综合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彭澎认为，地方政府热衷于基建投资有多种因素，其中，基建和房地产结合最紧密，基建搞得好的地方，土地出让价格也进一步抬高，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基建把生地炒成熟地，可以增加地方收入。
此外，在产能已经相对过剩的情况下，投资基建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彭澎认为，基础设施建设是否过剩不能一概而论，要考虑经济周期，而经济周期非常难以预测，但基础设施适度超前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基础设施的建设也是为将来的经济上升周期作准备。
“西部大开发首先就要搞好基础设施建设。”陕西省政府参事、陕西社科院区域发展咨询中心主任张宝通认为，东部地区经过三十年的高速发展，现在如果再大规模搞基础设施就可能出现过剩，但对西部而言，首先要建好基础设施，才能为下一步发展奠定基础，“基础设施必须先行，如果等有了市场、有了需要再去建就迟了。”
张宝通认为，西部是能源原材料基地，需要大运输量的铁路和高速公路，“对东部和西部绝对不能‘一刀切’，而应该因地制宜区别对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