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来了又去了，然而，为抵御金融危机影响而出台的“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仍然余波未了;2009年的欧债危机来了还未去，各地新一轮的刺激计划却是“你未唱罢、我已登场”。
据报道，继宁波打响了刺激经济的第一枪之后，天津、重庆、广东、贵州、南京、长沙等省市均宣布了促进投资和增长的计划，如天津计划4年内投资1.5万亿元建设10条产业链，重庆“十二五”期间将投1.5万亿元建成7大千亿级产业集群和30个百亿级产业集群，广东也有超过1万亿元发展海洋经济，连西南少数民族省份贵州也表示要拿3万亿元投资建设10个国家级重大项目、50个省级重大项目和200个省级重点项目。
初步一算，各地曝光的投资规模之和已接近10万亿元之巨。
然而，在这些吸引眼球的数据背后，却难掩当下我国经济发展之忧之难。
一是经济后继增长之难。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GDP增长7.8%，这是三年来中国经济首次回到8%的水平线下。这一数据的背景是，外需不振、内需不足;产能过剩、需求不足;货币过剩、增长不足。无论是钢铁、煤炭、汽车、石化、工程机械等传统产业，还是太阳能、信息通讯等新兴产业，很多都是增长乏力、疲态尽显，甚至面临崩盘洗牌。
多个地方、多个行业裁员、减产，甚至停产、破产的消息层出不穷。经济再增长之艰难已成为普遍性问题，表明了前续发展方式的难以为继，也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的现实体现。在GDP仍是考核大棒的情况下，各地给病态的经济肌体注射强心针的做法也就可以理解虽然这剂猛药的副作用并不算轻。
二是经济未来转型之难。
“十二五”规划明确指出，我国将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经济的转型升级已是社会共识。然而，在经济增长堪忧甚至影响社会平稳发展的情况下，稳增长被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在地方政府眼中，稳增长的途径中见效最快的就是扩投资，即通过重大项目投资拉动经济迅速回升。这么一来，转型靠边站，我们又回到了政府主导投资刺激增长的老路，而今天的困境又恰恰是前期此种发展方式所带来的结构性问题的积累和爆发。
如此一来，转型问题非但无法解决，还会进一步恶化，同时延长了解决问题所耗费的时间。或许，没有对增长放缓的宽容，就难有经济“华丽转身”的实现，当年的日本、韩国以及我国的台湾不也是这么过来的吗?
三是经济调控政策之难。
在各种矛盾与失衡的交织下，具有明确导向性的经济调控政策的出台，也是进退维谷的两难选择。
譬如，在我国广义货币M2接近百万亿、10年间GDP与M2分别增长1.5倍和6倍的情况下，是放松还是收紧银根，是加息提准还是降息降准?在地方政府债务高达14万亿元、企业与民众消费和投资意愿不足的情况下，是增税还是减税，加减法如何做?在我国已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资并支援了若干欧洲贸易伙伴而欧债危机仍然深不可测之时，是继续出手还是就此作罢，救助的参与度如何把握?
诸如此类的货币、财政、对外政策甚至具体的行业政策，无不是矛盾的结合体，出台难，不出台也难，无论如何都会背上骂名，但是本质上还是昨日之花开出的今日之果。
百年IBM的发展经历了多次成功的转型，从最早的打孔机转型到大型计算机，再从个人电脑转型信息咨询服务，被称为大象的起舞。中国的情况与问题自然复杂得多，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未雨绸缪，作出转型决策的预见性和前瞻性。
对比来看，我国宏观经济政策非但做不到这一点，甚至连及时性也难保证，更多的情况是问题发生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滞后性，以及滞后政策在实施中的折扣与变样譬如从财政政策描述的“适度宽松”到执行中的“十分宽松”，以及理论上的“更加重要的位置”到实际上“最为重要的位置”等等。
政策是人在一定的制度下作出并实施的，因此，人和制度的转型更是先决条件和重中之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