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的时间，700多个日夜的坚守与苦战，160个机型的标定试验的完成，上万种试验数据的采集，行业最早进行“三高”标定的团队，建立行业首台“三高”标定台架……这一系列的标签，和着风沙、雨雪，渐渐汇聚成玉柴“三高”标定试验队的形象。这是一群肩负着民族工业命运前行的英雄。
正在做高寒试验的K10整车
从2005年开始，玉柴每年都会进行高温、高原、高寒标定试验。为达到最佳的试验效果，这支由电控工程师、设计工程师、应用工程师、试验技师和专业试验驾驶员等组成的年轻队伍，如同一群迁徙的鸟儿一样，从南到北，又从北到南。但是，相对于鸟儿总是寻找最舒适的居住环境，他们更像是一群“反候鸟”，逆季节规律前行。在酷暑时，他们踏进吐鲁番盆地，攀上青藏高原；在寒冬腊月，他们深入冰雪北疆，漠河极地。
一场以命相搏的战斗
2012年7月23日，盛夏。当大家还躲在空调下享受清凉时，一大早，玉柴电控工程师杨方子就带领第一批车队从广西玉林出发了。这位三高标定的“后起之秀”准备奔赴试验的第一站--1000多年前困住了中国传奇神话人物孙悟空的火焰山，在这里他们将进行玉柴发动机的高温标定试验。
5天的时间，近4000公里的长途跋涉，车队一行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位于吐鲁番盆地上的火焰山，在《西游记》中得到了充分的描写：八十里火焰山寸草不生，山崖赤红，云蒸霞蔚，好像横陈在戈壁上的火山。现实中的火焰山，虽然没有吴承恩笔下的凶险，却也是危机四伏。“有次经过火焰山下的热极中心‘炼丹炉’时，我特意看了一眼伫立在那的巨型水银柱，73℃。在这煎鸡蛋完全没问题。”玉柴电控工程师叶圣彬笑着说，他已经连续四年参加三高标定了，具有丰富的经验，算得上是“老江湖”了。
试验是辛苦的。与海南专门的试验场相比，吐鲁番地区的温度更高，整个8月份的最高平均气温在42℃以上，下午最高气温可达到48℃，而且空气干燥，比湿热的环境更加恶劣。试验过程中，有些工况是不允许开空调的，为了避免风阻过大，窗户也都关闭着。“一旦关闭了空调，车内就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火炉。”杨方子说。
对于今年第一次参加三高标定试验的年轻电控工程师杜宇来说，这次试验却是惊险的。有一次试验车沿高速路快速返回时，突如其来的强风携带着一颗小石子，透过没有关严的窗户，直直地射进了驾驶室，一下就击碎了他的右眼镜片，幸好没伤到眼睛。这位只有24岁的年轻小伙子，刚从北京航天航空大学毕业两年，当场吓出了一身冷汗。但事后，他却笑着说：“正好，这副戴了四年的眼镜终于可以‘退役’了，之前还一直不舍得呢。”
为了确保玉柴发动机在任何苛刻的环境和操作方式下都能正常的运行，这群年轻的80后实验团队以近乎折磨自己的方式做着各种试验。为了标定乘用车在高速路况下的热保护功能，在整车满载的状态下，他们在高速路上将车速尽可能地提高到最大，这样做是极其危险性的，一个急转弯就可能导致车毁人亡。有一次在做高速试验时，整车以最高车速跑了二十多分钟，突然，试验人员闻到了一股浓烈的柴油味。停车一检查，发现喷油器回油管出现严重泄漏，紧接着，他们又发现冷却液大量泄漏。经检查，原来是受地形地况影响，车辆快速运行带动的强风，卷起路边散落的小石子，将水箱击破了五六个洞，轮胎也出现了裂纹。大家被眼前所看到的“惨状”吓了一大跳，但是，将车拖回服务站修好后，他们又开始了剩下的试验。
在这场以命相搏的战斗中，他们最终胜利了。经过近20天高温环境下的标定试验，匹配厦门金龙、金旅、福田、柳汽、东风、北奔等多个汽车厂家共8款车型在高温环境下的驾驶性、动力性和过热保护功能基本都达到了最优化的状态，各机型的冷却系统和发动机关键零部件也在高温环境下进行了充分验证，为今后的设计工作提供了大量的试验依据。
吃饭也是个体力活
与高温标定试验同时进行的，还有在青藏高原上进行的高原标定试验。此次试验，玉柴选取了三个地点，分别是格尔木的郊区、纳赤台和西大滩。格尔木郊区海拔2900米，气压720 hPa（平原为1013hPa），纳赤台海拔3500米，气压650hPa，西大滩海拔4500米，气压570hPa，氧含量不足平原的60%，这对于这群一直生活在平原地区的试验人员来说，高海拔低气压让他们觉得十分难受。“虽然上高原之前特意吃了高原良药景天红花胶囊，但上了高原之后，还是出现了胸闷气短的高原反应。在这里，四季的天气一天就可以完全领略，晴天、雨天、雪天、冰雹都可能在一天内同时出现。”刚从武汉理工大学毕业一年的湖北小伙邵昭晖说。爱好摄影的他，虽然携带了自己的相机，但忙碌的试验让他无暇顾及四处的美景，近两个月的试验时间里，他和他的同事没有休息过一天，每天都是7点起床，8点出发，晚上8点才乘车返回驻扎地，简单洗漱后，继续在住处写试验报告，商讨试验方案，直到深夜。因为天气极度干燥，试验队员睡觉时，不得不将水洒满房间各处，在鼻子处放一条湿毛巾，张开嘴呼吸。“每天都感觉鼻子里有未干的血迹。”邵昭晖说
早上8点，试验车队准时从住处出发，拉着试验用的台架和炊具，经过几个小时的跋涉，到达人迹罕至的目的地，常年不化的积雪掩盖着不远处的苍山，默默地注视着他们。下车，试验工忙着安装试验台架，技术员连接好电脑，调试好设备。高原反应让他们的行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每走一步，都是小心翼翼的。“往往走两步就要休息一下，慢慢挪动。特别是装调试试验台架，感觉扛着座大山，心脏跳动快极了。”试验工宁有生说。往常半个小时就能完成的事情，在这里他们往往要花上一个小时。
随行的司机在这个时候也不能休息，他们要充当厨师，负责解决这群人的午饭。高原上气压低，做饭只能用高压锅，但在炒菜就相当费劲了，任凭如何加大火势，菜锅的反应却一点没变。“稍微难熟一点的菜，我们就得吃生的。”宁有生一边说着，一边展示了手机中存储的一张照片，照片中他将手紧贴着热锅，“一点儿没感觉烫。”
下午一点半钟左右，所有事项准备完备，试验台架开始热机。这时，试验人员才有时间停下来吃午饭。“别以为我们可以稍微休息下了，挑战才真正开始呢。”邵昭晖笑着说。高原的低气压，使得吃饭也成了体力活。“饭不能大口吃，要一小口一小口的吃，慢慢地细嚼。吃两口还得停一下，喘几口气。”一顿饭吃下来，大家都是气喘吁吁、大汗淋漓的。“一顿饭得吃个把钟头。”司机李钦生说。吃完饭，试验人员又得立马投入试验，收集试验数据，这样直至晚上五六点。
感冒在青藏高原是个致命的病，小小的感冒在高原的作用下，往往能引起急性肺水肿。所以试验人员特别注意防止感冒。但是，年轻的电控工程师曹磊还是不小心着了道。连日来的疲劳和水土不服，让他一下子就发起了高烧，鼻涕眼泪直流。但在吃了药，晚上睡了一觉之后，第二天他又跟车出去试验了。“人手本来就非常紧张，各自都有负责的试验，不能因为我拖延了试验的进度。”曹磊说。来到玉柴2年的甘肃小伙雷铜，他负责这次高原标定试验中的2台发电机，由于发电机的特殊使用工况，使得他必须连续好几天上到高原4500米的高海拔处，持续长时间的工作使他出现明显的高原反应，虽然他也算是高原出生的小伙子，但是也经不起这样长时间的高海拔高强度工作。有一天晚上，在返程的车上，他呕吐不止。这位体重只有100斤左右的小伙脸色发白，连胆汁都快吐出来了。但最后他一抹嘴，戏谑地说道：“刚好回去了可以多吃点。”
“‘三高’标定的主要内容是对发动机各项性能及零部件进行验证及控制优化，对配套发动机的整车进行匹配确定和优化标定。整车进行‘三高’标定后，用户可以放心的在各地应用驾驶，即使是在各种极端的环境下以及使用较为严苛的操作方式，我们的发动机也能正常工作。这是为客户负责，也是为我们自己负责。”多次负责“三高”标定的玉柴工程研究院整车测试组主管辛健如此解释三高标定的重要性，也解释了他们此行的重要意义。
为“大”家 舍“小”家
转眼，夏季高温、高原标定试验随着试验人员一身黝黑和疲倦地回到玉林而宣告暂时结束。在近两个月的试验里，整车标定小组分别完成了8种机型的整车高温及高原标定试验，高原移动台架标定小组共完成8种机型，16个方案的台架试验。但是，成果的获得，也必然使试验人员牺牲了一些东西，不管是亲情的还是爱情的。他们为了玉柴这个“大”家，为了发动机行业这个“大”家，舍弃了自己的“小”家。辛健的孩子正好放暑假，由于妻子工作忙，他又在外面，没人管，天天在家玩电脑游戏，“都快成野孩子了”；邵昭晖在去进行试验之前，压根就不敢透露自己要去的地方，即使车辆经过武汉的家门口，他也不曾下车看看，他怕父母担心，在武汉的火车站，他跑遍了整个站台想吃一碗武汉特色美食热干面，却最终没有找到，于是，他在即将离开这块土地时，在QQ上发了一条说说“武汉，晚安！”杨方子将妻子送回了新疆的老家，让家里人替自己照顾；曹磊的妻子怀孕了，他却不能陪伴在侧，每次都是妻子一个人去做产检，等到他回来时妻子已经即将临盆；苏立永的小孩只有几个月大，不管每天多累多晚，他都要给家里打一通电话，听听儿子的声音是他一天中最愉快的事情……
从青藏高原回到玉林后，司机李钦生就感冒了。在玉林大热天里，穿着外套，咳嗽着，这是典型的高原后遗症。“每次回来，都感觉特别累特别辛苦，家里人也劝说自己不要去了，自己也有过不去的想法。但是，每当‘三高’标定试验选择人员时，大家又纷纷申请去。”辛健笑着解释团队的矛盾现象。覃贤川、黄云侠、李钦生、辛健、黄光益、文海龙、林春生、吴学兵……他们都早已是三高标定的“老江湖”了，连续多年奋战在“三高”标定的前线。
随着天气逐渐转凉，气温不断下降，试验队员们又在准备收拾行囊，奔赴气温零下40多度的黑龙江黑河，进行冬季高寒试验，开始新的征程。他们，不善言辞，却时刻都以一颗滚烫的真心，来换取客户对玉柴产品的信赖，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梦想，愿玉柴“芯”动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