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到了“代工之王”富士康给苹果公司“打工”，但却不知富士康只是赚取了1%的加工费；
我们看到了80%收入来源于利息差的银行业轻松实现20%以上的收益率，但却常常忽略大多数工业企业的净资产利润率仅为5%；
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出口企业纷纷扩大海外规模，但却发现他们常常因为贸易伙伴所设定的技术壁垒而产生的巨额损失；
我们看到了三一重工、中联重科等工程机械巨头纷纷通过海外并购等途径提升竞争力，但却常常忽略中国企业的并购依然是在核心配套件方面处于第二梯队、甚至第三梯队；
我们看到了相关部门为了扭转这些局面相继出台了发展政策，但不可否认，国内企业在产业转型上付出巨大努力的同时，在面对本轮以降低成本为特点的全球化分工日趋细化的环境下并不能出现令自己满意的改变。
于是，中国的企业日渐疏离实业，纷纷进入资源和金融领域，但民营企业在并无优势的前提下不断地被挤出，尤其在金融危机和2010年后，于是，由内而外的，市场再一次发出了对中国产业升级的呼声。
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下称“国经中心”）秘书长魏建国看来，“现在是中国产业升级的最好时期，如果没有把握好这个时机，就无法支撑中国经济继续深入发展，无法支撑实现中国梦。”
近期，由国经中心与中国领先的推动产业升级机构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华夏幸福”，600340.SH）联手打造的《中国产业升级报告》（下称《报告》），历时半年多时间终于完成。不同于一些“只提出现象”的报告，课题组重点对6个新兴产业领域的发展状况、主要问题、影响因素以及思路途径等做了深入探析。
在《报告》形成过程中，国经中心在政策理解、宏观经济分析、全球经验解析等方面的所长，与华夏幸福基业在10多年的产业升级实践过程中积累的经验、产业规划能力、产业促进能力充分结合，双方强强联合，优势互补，最终形成的《报告》，对中国产业升级的发展路径和实践经验具有鲜明的指导意义。
“我们的目标不是喊一些简单的口号，而是有步骤、分阶段地提出了具体建议和措施。”魏建国直言。
中国产业升级的具体路径
对于中国产业升级的争论由来已久。
最近一轮的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产业链开始出现变化。劳动密集型的以出口或代工为主的中小制造企业由中国向越南、缅甸、印度、印尼等劳动力和资源等更低廉的新兴发展中国家转移，或者由中国沿海地区向中国中西部地区转移；而同时也有一部分高端制造业在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的引导下回流。
在全球产业分工重新洗牌的关键时期，经过30年的高速发展后，出口导向的中国经济已经遭遇到诸多瓶颈问题，包括三次产业结构不合理、制造业竞争力不强、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等；而相对落后的产业体系已经面临来自较高的要素成本、市场高品质要求、频繁的贸易摩擦等方面的挑战。
在外界看来，西方发达国家负债消费、新兴经济体出口拉动、资源输出国依赖资源出口的世界经济发展模式被打破，世界经济结构调整蕴涵新的机遇和挑战。
魏建国说，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产业构成都在进行新的调整和改变，致力于生产效率的提升和新兴产业的培育，重点是提高传统产业的资本效率、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在明确主导产业和政策重点的基础上，《报告》建议，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依托重点工程和项目，强化重大技术装备研发，提高装备制造的科技水平；振兴节能环保产业，加快新技术、新工艺和新装备的开发、改造和推广应用，提高各行业能源资源的利用效率；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强化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新业态的研发投入和产业化布局，提升产业发展的信息化和智能化程度；促进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探索生物医药技术创新和产业化的新模式，突破国际产业垄断并造福中国消费者；提升商贸（流通）服务业发展的层次，使之与制造业形成良性互动；重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以塑造文化品牌为核心，满足各阶层日益丰富的精神需求。
升级的底气
在多数人看来，中国产业升级的问题太多，实现程度不高。甚至有评论认为，支撑中国进行产业升级的环境还不够。
对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主任、《中国产业升级报告》课题组组长张永军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坦言，在现阶段，中国产业面临的问题，主要在于产业结构不合理、三产比重过低以及产业分布地区不均衡方面。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产业转型面临较大的国际竞争压力。
